（一）刘杨 CEO在外兼职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创新绩效：
衡量指标：a.以研发强度衡量（投入过程）
b.以专利数量或专利质量衡量（中间产出）（多用这个）；
c.以新产品数量或新产品销售收入衡量（最终产出）
影响因素：环境因素即所在的行业和地区竞争垄断、进出口水平、政府政策等宏观环境因素；结构因素即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关系；组织因素即企业内部规模、治理、资本等等
CEO：主要的管理者，对企业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决策起决定作用，制定企业的创新战略。
机制：知识多样化和专业化溢出、资源流动和共享、获得更多的信息、社会网络关系。CEO在其他企业兼职，是企业社会嵌入的一种重要途径，帮助原有企业更有利地获得信息、知识、资源，从而提升创新绩效
假设：（1）其他条件一定，CEO外部兼职会提高原企业创新绩效；
（2）CEO在不同行业的外部机构兼职能提高创新绩效（wind分类）；
（3）在同区域（同地区）机构兼职能提高创新绩效；
（4）不同类型机构兼职能提高创新绩效
样本和数据：CEO兼职数据来源CSMAR数据库、w
ind、国家知识产权查询
模型：
：
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之间通常具有滞后效应，不会反应在当期产出上，因此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控制变量采取1期滞后。
模型1，观察控制变量的影响，检验模型的有效性。
模型2，加入CEO是否兼职
模型3，加入CEO在外兼职数量（检验假设1）
模型4，加入不同行业虚拟变量（检验假设2）
模型5，加入不同地区虚拟变量（检验假设3）
模型6，加入不同类型机构兼职数（检验假设4）
结论：
CEO具有外部兼职与申请专利数正比（1%下显著），在外兼职数量与专利数成正比；
不同行业兼职促进专利数增加；
同地区的兼职促进专利数增加。
在一般企业、行业协会、科研机构兼职显著正效应，政府机构和企业企业不相关。
remark：
CEO越年轻、持有越多公司股票、具有研发相关职业背景或高级科技类学位会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Barker和Mueller2002）
ceo教育水平技术背景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Lin,Lin,Song 2011）
（二）吕昕蒙 繁忙董事会与公司风险承担
繁忙董事：担任独立董事的数量。CEO出于自身收入和安全考虑，有风险规避的倾向。董事风险中性。董事会的主要职能是监督和决策，参与重大决策制定和实施。
风险承担：具有高风险偏好的，追求高风险项目，业绩波动也会大。
机制：繁忙假说：精力是有限的，兼任多席位会分散精力，对公司业绩有负面影响。
声誉假说：董事多席位是高声誉的体现，表明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高的公司治理水平，增加了公司价值。
假设：（1）繁忙董事会与公司风险承担成正比。
（2）CEO拥有公司股权情况下，繁忙董事会与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呈正相关。
（给予CEO股权激励，会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3）不存在CEO和董事长兼任情况下，繁忙董事会与公司风险承担水平正相关。（兼任CEO和董事时，权力越大风险规避倾向越明显）
（4）非国有企业，繁忙董事会与公司风险承担水平正相关。
（5）董事会繁忙程度与公司风险承担非线性关系，倒U的关系。（只有当董事繁忙到一定程度，委托代理问题才突出）
数据和样本：2005-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CSMAR数据库
风险承担：每年ROA通过行业均值进行调整，以每三年为单位求标准差，再对标准差取自然对数。
繁忙董事：兼任三个或以上席位定义为繁忙董事。繁忙独立董事比例超过50%，定义为繁忙董事会。用独立董事的席位数的平均值衡量繁忙程度。
模型：
结论：
非独董的繁忙程度对公司风险承担水平有显著影响，独董没有显著影响。
当CEO持有公司股权时，非独董繁忙与公司风险承担的正向关系更显著。
非国有企业分组中，非独董繁忙与公司风险承担正相关更显著。
非独董繁忙程度与公司风险承担呈倒U关系，繁忙程度较低，主要通过决策职能导致风险承担增加，繁忙到达一定程度后监督职能受影响，加剧委托代理问题。
（三）非效率投资与CEO变更
背景：CEO变更是公司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终止管理者对股东利益的侵害，对经理人的行为进行约束，是公司治理水平良好的体现。
研究背景：
（1）股权集中，会增强CEO变更对公司业绩的敏感性。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两职合一、董事会会议次数会影响CEO变更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2）非效率投资与公司业绩负相关，可以通过提升投资效率改善公司业绩。经理人持股有制约过度投资的作用；债务比例、来源、期限有对过度投资抑制的作用，内部治理指标越高，非效率投资越少。
（3）较多文献研究CEO变更对非效率投资、公司绩效的影响，但很少研究非效率投资对CEO变更的影响，若CEO能因为投资效率低下而被更换，表明公司具有良好的治理机制。且本文发现，效率投资对不同层级的高管影响不同，对CEO变更影响显著，对董事变更影响不显著。
非效率投资：
衡量
非效率投资程度：
INVt是第t年企业的投资量，回归残差即每个公司在第t年的投资的投资偏离度，差值大于0，存在过度投资，差值小于0，投资不足。差值越大投资效率越低。
影响非效率投资的因素：公司股东与管理层利益一致、股东积极参与经营活动可以缓解过度投资行为。现金股利和举债等能抑制过度投资。
CEO变更：既是公司治理的一种行为，也是公司治理水平的体现。且非效率投资对企业业绩影响又滞后性，将投资效率作为CEO变更的决策依据，可以尽早发现CEO行为对股东利益的损害。（虚拟变量，剔除60岁以上样本，其余采用全部变更样本）
假设：（1）非效率投资越高的公司，CEO被更换可能性越大。
（2）两职合一的公司，投资效率对CEO变更影响要弱于两职分离的公司。
（3）董事会规模越大，CEO变更对投资效率的敏感性越低。（董事会规模越小，高管强制性变更可能性越大。）
（4）独立董事比例低，CEO变更对投资效率敏感性较低。（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业绩正相关，保护股东权益）
（5）CEO变更与监事董事比例负相关，监事董事比例低的公司，CEO变更对投资效率的敏感性较低。（监事会规模与董事会规模比例作为监事会监督情况的指标。）
数据样本：投资额、资产负债率等来自wind，公司治理指标（CEO、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来自CSMAR，手工匹配两个数据库。公司4053个“公司—年度”Panel数据
控制变量：企业性质（国有非国有），企业规模，公司的债务约束，CEO的年龄（文献表明年龄与CEO变更正相关），大股东控制私利（其他应收款的增量除以期初资产总额计算而得【？】），董事会会议次数，CEO是否持股，控制年份和行业的变量。
检验假设一和二。
结论：模型一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投资效率偏离越大，CEO变更可能性越大。双职合一企业非效率投资回归系数不显著，而双职分离企业回归系数显著，说明双职合一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不完善，CEO变更对投资效率不敏感。
模型二(AbsInv*indpct)显示董事会规模越大，CEO变更对投资效率敏感性降低。模型三（AbsInv*suppct）显示独立董事比例高，敏感性增强。模型5（AbsInv*suppct）显示监事董事比例高，CEO变更对投资效率敏感性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