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1：文献综述

（对外贸易对浙江省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理论方面的研究：

各个国家或地区由于生产力水平、规模经济、人口总量、以及地理环境等情况的不同，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也不尽相同。对外贸易的发展究竟能否带动经济增长这一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

这种争论开始于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比较成本"和“剩余产品出口”模型，该模型强调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在许多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充分的验证，并被后人不断地发展壮大。在此之后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分别提出了“比较成本理论”，“相互需求理论”等等，都强调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到了当代，国外学术界在这方面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促进论”、“阻碍论”、“折衷论”。

（1）促进论

从静态的角度阐述,David Ricardo[1]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各种商品的生产上都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应集中生产优势比较大的产品，在各种商品的生产上都有绝对劣势的国家应集中生产劣势比较小的产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国家都能从贸易中获得利益。此外，Heckscher[2]和Ohlin[3]提出了著名的要素禀赋理沦，他们认为一国出口的是本国丰富要素所生产的商品，进口是本国稀缺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国际贸易提高了各国要素的使用效率，从而比闭关自守的情况下得到更多的产出。

从动态的角度阐述,以经济学家罗伯特逊（D.H.Robertson.）[4]和R.纳克斯（R.Nurkes.）[5]为代表的R-N学派认为，对外贸易是经济成长的“发动机”，国际贸易不仅能带来直接的或静态的利益，而且能带来间接的或动态的利益。

（2）阻碍论

以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 [6]为代表的持否定态度的观点，他从分析贸易条件的角度展开了“中心—外围”论，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别处于国际经济体系的中心与外围，而且二者在经济上是不平等的。对于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对外贸易甚至还会导致贫困化增长。

1987年，Bhagwa[7]提出了“贫困化增长”模型，认为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制成品的国家，由于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大，有可能因为大量出口初级产品使得本国贸易条件恶化，这种贸易条件恶化所造成的出口商品国际购买力的降低，超过了增长所带来的财富，导致本国福利净损失。

（3）折衷论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克拉维斯（Kravis）[8]提出的折中观点，即“贸易只是增长的侍女”而不是“增长的引擎”，对外贸易既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而且还不一定对经济有益。

实证方面的研究：

由于理论上的分歧，人们开始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寻找答案。国外在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方法：一是对跨国或地区的截面数据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二是利用单个国家或地区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因果关系分析等；三是根据跨国或地区的截面和时间序列数据混合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

Balassa[9]（1978）采用横截面数据，运用秩相关检验分析了实际GDP平均增长与实际出口平均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

Dollar（1992）[10]运用OLS方法分析了41发展中国家1963-1973年和1973-1985年两个时期的数据，都得出了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Jordan Shan和Fiona Sun(1998) [11]以1987年5月到-1996年5月的月度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使用时间序列的因果概念检验了中国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发现出口与工业产出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Kwan & Cotsomitis[12] (1990)最早根据中国1952年~1985年和1952年~1987年两个样本期的数据，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1952年~1985年期间出口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在1952年~1978年期间则不存在这种关系。

国内学者对我国外贸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问题也作了大量的实证分析，由于研究所用的数据和方法不同，结论也不尽一致。从研究方法和指标使用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相关分析，这一分析方法主要是用相关系数来反映经济发展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并以相关系数的大小反映其相互依存的程度。董秘刚（2000）[13]的实证分析表明1978—1998年间，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显著，相关系数r>94%。郭欣（2004）[14]运用递归模型的方法得出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即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十分可观的。

（2）回归分析，假定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变或是平稳的，从而构建一元线性回归模型。伊翔硕[15]等（1997）的研究结果认为，出口贸易对非出口部门乃至整个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强，远没有起到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杨全发[16](1998)和舒元利用巴拉萨一费德模型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1978-1995年)进行回归分析，对出口贸易的经济促进效应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将出口商品按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分开，进一步研究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检验的结果是出口贸易就整体而言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我国制成品的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而初级产品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而且回归系数在统计上比较显著。

(3)协整方法，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分析各变量之间是否具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以及这一关系的具体形式。刘晓鹏[17]运用我国1952—1998的GDP和进出口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并根据Granger定理运用EG两步法建立三者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发现进口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有较大促进作用，而出口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却很不显著。石传玉[18]等的实证分析认为短期内出口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而进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不显著，长期内进口和出口共同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李晶[19]通过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方法，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发现我国GDP和进、出口增长存在紧密的联系，从增长率角度看，出口和进口对GDP的增长都有促进作用。

(4)贡献率的测度，传统的方法是以国民收入恒等式为基础，直接从进出口角度来评价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很多学者对此作了改进和修正，魏巍贤[20]基于协整分析法和方差分析法的分析结果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经济增长的31%左右归功于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而经济增长对出口增长的贡献低于10%，说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实现对出口增长的规模效应。林毅夫，李永军[21]修正了传统的单方程模型，应用联立方程模型测算出我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外贸出口增长10%，基本上能够拉动GDP上升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