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笔者认为格非对“抒情性”的强调一再提示着“情本体”的思考，文学与人均以“情”为本体，实现在感性基础上的情理交融。而情感与理性的交融，使小说体现出如格非所言的写作过程中“对情感的控制”，以及种种复杂的“情感呈现方式”。
一、“情”之为物：格非小说的抒情内涵
（一）感觉的真实：传统审美与现代体验
格非从先锋文学起步，先锋文学前卫的实验性质带给小说家多方面的自由，小说的表现力得到拓展，作家对于个性化的感觉和体验的发掘亦有所强化。①陈晓明注意到先锋小说浓重的抒情意味，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格非与苏童通过仿造古典主义和描写反常规的经验，构造错位的情境，以及由此而产生“无望的抒情”。②从这一角度来看，先锋时期的格非小说的抒情风格与其他作家比较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这并不难理解，格非的观点或许能够作一部分说明：“在现实面前，作家类似于某种‘心灵感受器’，他的任务之一是对它作出反应并加以表现”。③这种“错位”和“无望”的抒情风格与作家所感受和经历的社会现实有关，和文学现代性发展方向亦有密切的联系。
改革开放后，整个社会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世界接轨成为社会主潮。人们的思想获得了一定的解放，生活日趋丰富多彩，精神世界也出现了复杂的具有现代特征的变化。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涌进和现代派文学的出现似乎是一个必然，“现代主义文学中强调个体生存偶然性的相对论认知特征，对世界人生不确定性及人性自身的本体怀疑，正适合于中国人对灾难的深切记忆，使许多作家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有意无意地调整自己的认知模式”①，因此 80 年代文学呈现一种“向内转”的趋势。对生命个体的关注和对历史、现实的怀疑使作家们产生一种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疏离之感，而纷纷向民间或叙述话语本身寻求叙事的资源，或者诉诸于个人的个性化感觉和体验。先锋小说以及其他现代派文学的抒情意味很大程度来源于此，不难理解格非何以会信奉普鲁斯特的那句名言：“感觉是心灵的直接现实。”需要补充的是，作家们在现代性的大背景下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接纳。格非曾认为先锋小说的两个重要的源头，一个是汪曾祺，另一个是朦胧诗。②当现代生活带给格非他们全新的感觉和体验时，以汪曾祺所代表和接续的传统文学中的古典和抒情特征也不可避免地对作家的创作产生影响。格非小说的抒情性则首先地反映一种由传统审美和现代体验带来的“感觉的真实”，具体地表现在对“镜中之物”的迷恋、向往和对现代体验的敏锐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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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性的情思：存在之思与欲望反思
“情”的另一个可解的概念是“事实”“状态”，它和人类所处的真实情境分不开。另外，动词“抒”也提示着我们“抒情”具备李泽厚感性基础上的情理交融的特点。如果说格非听命于内心的召唤，用意象文字的丰富表达来描述感觉上的审美真实与体验真实是作家情感的感性层面的一种表现，那么由个性情感的强烈诉求而带来的主体意识的反观内省和观念思索，则是抒情自然生长的一个结果和另一重要维度。
因此，格非追求的“文学的真知”，仍然可以放到“抒情性”的范围中来讨论。因为它仍需要以作家真实的生命体验为基础，以他的敏锐和智慧为前提。“没有智慧，真诚也就成了一句空话。”①格非小说的确极力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智性风格。但小说的这种智性、智慧和真知，通常以本能而直接的真实体验和感受为基础，依托于对生命情感的真实感发。究其原因，一是格非喜欢冥想，他表露过小说集《树与石》命名的一点动机，“让感觉、记忆与冥想彼此相通”。②格非沉迷于主体对瞬间和感觉的捕捉的同时，作家的深度体验也容易造成思维的流动或者停顿，这无疑会助长小说智性的思索的气质。另一方面，多年的学院生活和学者身份让格非具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品质，不回避内心的真实感受和真挚要求，而表达人文关怀和保持独立的思考。因此格非小说的抒情性往往体现出情与思的结合，伴随着对时间、生命存在的思考和追问，以及对其所置身其中的现实的反思精神。
1. 存在之思
对于“存在”的思考是文学中普遍的艺术母题，西方存在主义哲学进行过系统的讨论和研究。他们的观点主要围绕人的主观性、自我意识和精神性存在状况等方面展开。格非对此也颇感兴趣，不过首先是出于对自我生命感到疑惑的诚恳要求——“作家通过写作来为自己在宇宙的时空中找到一个特定的位置……并非每个人都‘愿意’或‘能够’成为作家，因为并非每个人都对自身存在存有疑惑或追问。”③他对“存在”与“现实”作过区分：“存在，作为一种尚未被完全实现了的现实，它指的是一种‘可能性’的现实。”并把存在的特点归为“断裂状的，不能被完全把握的，易变的”，带有“非理性色彩”，来自“个人体验”的。④格非的小说对此给予了必要的重视和重新的思考，对神秘、偶然、死亡、非理性等因素的再三书写即是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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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抒”的艺术：格非小说的抒情形式
（一）诗化的文体结构
格非赞赏废名是一个杰出的文体家，注意到他写作时靠一种“无全书在胸而涉笔成趣，统领全篇的模糊感觉。”格非的写作也具有类似的特点，王侃评论格非表面上是个小说家，实际上还是个诗人。他的形式虽然是叙述，但根本上还是诗的抒情。在文体与结构上，“小说在中国这个‘诗的国度’始终受着‘诗骚’传统的影响，使小说思维呈现出诗化的流变态势，以致在唐代发现了可以追求诗意的传奇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更是产生了浪漫主义小说。”①如果说以抒情精神为主导的“诗骚”传统影响到以叙事为主的小说，那么在形式上的明显表现是诗化的文体结构，其中又常见于一项基本的形式特征——在叙述中遍插抒情诗。引诗歌入小说在格非的小说中是比较常见的一项操作，这种文体上的杂糅能够带来诗歌本身的一些特点，除了直接呈现情感的基本功能，也在这种极富暗示性的呈现中产生整体上的节奏和韵律。
在《傻瓜的诗篇》小说中，正如小说题目所提示的那样，诗歌似乎成为了精神病人的语言，通篇多处出现了小诗，它们直接以诗歌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那些或者是精神病人莉莉写下的“哦，傻瓜/我高贵的国王/让你高贵的泪水盖在我的身上/我愿在你的水中痛苦地死去”②，或是主人公杜预想起的外国诗人的《怀念安赫利卡》理的诗句：“如果我死了/我只不过失去了一个毫无意义的过去/而随着你的死去/你失去了整整一个未来/一个被星辰夷灭的/敞开的未来/……”①，也有他从《他们》杂志上剪下来的短诗《断想》：“我想唱一支歌/一支简朴的歌/一支忧伤的歌/我想拥抱一个女人/一个高大的女人/一个笨拙的女人”②。在叙事的进程中这些抒情诗的声音低缓、忧伤、沉郁，它们带着泪水般的出现让整个小说的面目变得既轻盈又凝重，同时也造成了一种韵律和停顿，诗一般的节奏。这是很能表达作者的情感态度的，因为这些诗歌可以看作是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直接呈现，它们拒绝阐释和分析。
即便是反映现实社会问题的《欲望的旗帜》，在面对复杂的难以描述的情境而表示沉默时，也常常以那些或长或短的诗歌作为应答。张末是一个与这个世界保持距离的人，曾山在一个大雪的清晨，发现她写下的两行诗句：“我是你的/我的梦也是你的”。这种梦幻的爱情浮在结结实实的现实生活之上，似乎暗示着注定有醒来的一天。小说结尾出现了一首不知名的小诗，张末默念着这首小诗，对现实和命运开始了无力的诘问。小说中间还有王国维、艾略特等人的诗，它们的出现因为有具体的情景规定，不算突兀，不过由于这些诗歌的加入，小说文体上的诗化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这些诗歌的出现，小说表现形式得到了丰富的同时，也在以一种诗性的思维和力量启发读者思考小说的叙事意图。在无可挽回的堕落的现实社会中间，还残存着一些哀伤的破碎的灵魂在唱歌。这些抒情诗歌直接表达了一种情感，不是理性控诉或情感宣泄，而是以这种舒缓的节奏，表达着对社会的最强烈的伤痛感受和一种无声却有力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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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虚实交织的叙事方式
格非的小说除了表面上的文体结构呈现出与抒情诗相关的诗化特点，在更深层叙事的方式模式中，也显示了格非强大的驾驭小说叙事的能力，这种叙事在抒情精神的笼罩下，呈现出虚实交织的叙事面貌和方式。叙事总是与技术、方法相关，例如省略、空缺等叙事策略在格非小说中屡见不奇。有学者评论先锋作家格非采取的是“博尔赫斯式”的创作方式：“与其说他关心作品中感性的人生故事，不如说他更关心‘叙述’是如何组织这些故事及其结局的。”②格非毫不回避当时小说创作中游戏的成分，而感觉、记忆和“内心的召唤”等因素的影响又使小说叙事极富情感含量和艺术生命力。评论者王侃从创作主体的诗性思维与小说叙事的虚化特征联系到一起，“格非只是以诗的方式来写小说，或者说，他把小说写成了诗。由此，他的小说像诗一样到处留白，又像诗一样可以在‘空缺’处寻找到‘未明的、晦暗的联系”③。
这种诗化或虚化的叙事同时逐渐有意识地与“地面”相接，通过写实的日常生活叙事，偶然性的、非史诗性的历史叙事等方式，获得一个更为扎实的基础。他希望在这个坚实的“地面”上，一种形而上的逻辑力量和抒情性自然地生长。那些松散、琐碎、偶然的人物和事件在一种精神的、逻辑的力量和抒情性空间的笼罩下才能够成为整体。这几乎成为中国传统小说如《金瓶梅》《红楼梦》的基本特征，而格非在学习借鉴中国古典小说的基础上，融合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手法，创造出虚实交织的叙事文本。其方式主要表现在作者以主观时间的逻辑组织叙事，并自由地选择故事叙述的留白；同时考虑小说文本虚构、编织的社会现实基础，虚与实相互交织渗透，共同通往小说抒情性的内核。
文学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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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抒情”与格非小说的审美价值.................................45
（一） 探寻人的生命本体....................................45
1. 死亡的情感哲学呈现.....................................45
2. 情为本的确认........................................47
（二） 挑战主体的虚无............................49
1.反抗异化..............................................50
2.瞬刻永恒.............................................51
结语...................................58
三、“抒情”与格非小说的审美价值
（一）探寻人的生命本体
格非小说对人物的精神关注，对人的存在和生命感受的思考很大程度上折射出西方现代哲学，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子。另一方面，格非小说对人的生命和存在本体的体认，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认知心理的潜在作用。即在对生命产生一种悲剧性的感知之后，仍然从充盈在现实人际中的各种感情得到对生命存在的肯定和确认。
1.死亡的情感哲学呈现
格非小说的抒情主人公通常因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与视角，而对自己的生命本身有所沉思，他们习惯在各种不同的生活情境中产生一种对生死命题的隐约意识。其中向生命的必然和终极现象的追问是格非所执着的，因此死亡是格非小说小说人物的命运常态。
《追忆乌攸先生》中的乌攸先生莫名其妙地被处决，杏子被强暴而死。生命和死亡极端地被人们漠视，“杀鸡和杀人是一样的”，死亡是这些在荒诞无序的社会中的悲剧人生的最终归宿。《迷舟》里的萧最后被警卫员枪杀，即便不是命运中冥冥的安排，在一个战乱时代，谁也无法抗拒死亡的突然降临。还有《大年》中的豹子，无论是他的母亲，还是唐济尧都曾有同一个置之于死的企图，尽管一个出于爱，另一个则因为私心的算计。在浓厚的抒情描写和氛围中，死亡的影子挥之不去。《人面桃花》中的张季元，在经历了一段微妙的爱情感受后，投身于革命的他在很短暂的时间内，“尸体沿江顺流而下”①。《山河入梦》的姚佩佩同样如此，生命过程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脆弱易逝，经不起时光的淘洗和现实生活的摧折，唯有死亡成为不变的最终结局和事实。
生命的终结让人意识到时间的有限性，人不得不面临被时间抛弃的困境。但是在西方，尼采和海德格尔等人突出肉体生命的虚无，发展了一种反理性哲学。海德格尔让人“前行到无可避免的死亡”中去领会和决断客观性的生存，生命中间敞开的多种可能性被“未知死，焉知生”的死亡哲学看中。创作伊始，格非深受西方现代文学和哲学影响，他的小说中关于人的“存在”和“死亡”的描写，与其说体现了某种精神思考，不如说是一种情感认知，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受影响于海德格尔的这种情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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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作为一名中国当代作家，格非无论是在先锋小说创作阶段，还是在决心向传统文学学习时期，其小说创作都渗透了相当浓厚的抒情精神。
格非小说的“抒情性”，不仅指示着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也是对现代生命存在和生活情境的密切关注和考察。汇聚了传统审美与现代体验的感觉的真实，对社会现实问题产生的痛感与情思，以及作者和笔下人物的生命和生活形态，无不关切着人的生命的真实感发。格非对“抒情性”的强调一再提示着“情本体”的思考，文学与人均以“情”为本体，实现在感性基础上的情理交融。而情感与理性的交融，使小说体现出如格非所言的写作过程中“对情感的控制”，以及种种复杂的“情感呈现方式”。
格非始终坚持对感觉的真实的执着书写，重视“抒情”的感性基础，这是符合八十年代以来文学“向内转”的趋势的。格非将这种感觉放入历史和现实语境中，却是当代作家中难得之举。在当今推崇以一种大刀阔斧的“理性”方式迅速解决问题的时代,格非对抒情性的刻意追求与偏爱显示出了其独特的价值。他对感觉的真实的书写、对感性基础上的理性思索,以及贯注在作家、人物之间的情动力，是对“唯理论”的一种有效对话,传达出创作主体对现代人生命困境的思考,探寻生命的本体和挑战人生的虚无。格非用他的小说告诉读者,世界无限变幻，生命有情而值得。
格非让这种“抒情”有意识地对接现实，放在现实人际地感情中去观察、推敲，由此对“抒情”本身产生客观的认识。“抒情性”在格非小说中格外重要，但它同时并不是灵丹妙药，作者无意将它无限上纲，能够认识到“抒情”或“抒情性”的局限。肯定其一定的合理的批判力，也让“抒情”本身经受住审视和批判。恢复人们对生活的某种感觉，也有理性地追求文学与生活中的“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