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笔者认为从历史角度，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成因、沿革、现状及问题进行厘清；从区域创新环境改善效应、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创新融资挤出效应及偿债压力竞争效应四个方面对地方政府债务影响区域创新效率的途径进行了理论分析；利用创新效率理论和 SFA 方法对我国区域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对其时空演化特征进行了分析；实证部分通过建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分别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创新效率的直接效应、空间效应和门槛效应。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1）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创新高
政府债务政策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在于稳需求、保增长。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实施的第二轮积极财政政策，选择的是以基建投资刺激 GDP 增长的方式，制止了经济增速回落的势头，保持了经济在“7%”以上的增速，稳定了就业规模。特别是 4 万亿投资计划启动后，在中央政策的鼓励下，各地纷纷成立各类政府融资平台为地方配套部分筹资，直接导致 2008 年之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膨胀。2015 年后，地方政府债务总量有所控制，但 2020年为应对疫情冲击，在国家复工复产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推动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达到历史新高。根据财政部统计数据，2008 年的地方债仅为 5.57 万亿元，但是到 2020 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已高达 25.66 万亿元，增长 3.6倍。另外，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近年来快速累积，如政府违规提供担保等方式形成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据 IMF 研究报告称，2020 年末我国融资平台隐形债务高达35 万亿—40 万亿元。近年来，随着这些债务的集中到期，部分平台公司偿债能力不足问题愈见凸显，风险日益暴露，目前给各级政府来说都是严峻挑战。
（2）去杠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急剧扩张，债务率快速上升，风险不断累积。中央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高度关注，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政策措施举措，相关制度已经成体系。鉴于当前我国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央对防范化解各领域的风险高度重视，尤其对金融领域存在的各种风险和乱象格外忧虑和关注，防范各类风险也是各级政府在日常政务中必须接受的考验，“防风险”贯穿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始终。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会议上强调：“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善于运用底线思维”，更是体现了中央对债务风险的担忧；国务院也出台的一系列针对防风险的监管政策，这些政策的效果已显现，杠杆率快速提升的势头得到控制。但总体看，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的任务依旧艰巨，特别是 2018 年以来部分地区已爆发债务违约事件，“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在未来发生的概率增大，防范化解公共债务风险是各级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长期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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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核心概念界定
1.2.1 地方政府债务
地方政府债务是指由地方一级政府向国内及国际组织及外国政府借款或发行债券或通过其他方式举债，需要由政府负债偿还的债务。地方政府债务是以政府信用为依托、以承担还本付息责任为前提而筹集资金的一种方式，它是地方政府融资的一种形式。即可用于弥补财政收支，也可用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是国内外经常使用的一种融资工具。这里的地方政府债务是狭义上的概念，不包括或有债务、融资平台债务等具有一定担保责任的债务。
1.2.2 区域创新效率
区域创新效率的概念可从以下三大维度来层层剖析：
第一个概念是创新。对于“创新”一词的解释，经济学家熊彼特（1912）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5]中首次提出，意指“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以构建新的生产函数”。狭义的创新是指科技创新。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技术创新的概念有不同的定义，但他们的一致认识是，技术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研发成果唯有在实践中被应用时，才能成为技术创新。
第二个概念是效率。所谓效率，《辞海》[6]中的释义是：“泛指日常工作中所消耗的劳动量和所获得的劳动效果的比率”，在经济学中，技术效率是指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最优配置效应。技术效率犹如帕累托最优的概念，也就是说，在给定技术时，只要当减少一种产出时才能增加另一产出，这种状态下投入产出才是技术有效的。
第三个层面来说，是区域创新效率。本研究将“技术效率”的概念拓宽至区域层面，区域创新效率是指技术创新资源在一定社会和区域互动过程中投入产出比，它反映了区域技术创新资源投入对区域技术创新产出的贡献。区域创新效率贯穿于创新要素投入产出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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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理论基础
2.1.1 财政分权理论
财政分权理论最早可追溯至 1956 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蒂布特（Tiebout）[10]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一个关于地方支出的纯理论》的论文，他在该论文中对财政分权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提出了一些有关公共产品的新思想，该文在财政分权理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该理论的诞生。GeorgeStigler（1957）[11]提出了地方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认为地方政府更了解基层居民的偏好。此后的 50 余年里，马斯格雷夫(R·A·Musgrave)[12]、奥茨(W·Oates）[13]等学者潜心研究财政分权理论，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该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后人将他们的理论体系称之为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FGFF)。因上述三人的贡献，亦被称作 TOM 模型。财政分权理论推动地方政府提供更丰富的服务，有利于明确各级政府职能、避免信息不对称。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部分国家的实践推动了财政分权理论向前发展。以“企业、居民和政府”为主体的市场模型中，传统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政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考虑多层次政府的存在。在现实中，除极少数“袖珍国”，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是多级政府。地方政府间存在着要素竞争，其收支丰裕度对公共物品的供给具有很大影响。从历史脉络来看，财政分权理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主要研究政府职能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及相应的财政资源配置，强调地方政府利用接近当地居民的优势，可具有更好地为地方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把“经济人”假设应用到政府行为分析中，强调政府也具有经济人的特性，应从激励机制等角度来考察政府绩效。以钱颖一和罗兰（Qian and Roland)[14]为代表的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研究者，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对激励相容机制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分别沿“市场维护型联邦主义”和“晋升锦标赛-政治激励模型”两种思路推进。其研究成果已在西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付诸实践并取得成功。
2.1.2 熊彼特技术创新理论
技术创新理论首次由熊彼特于 1912 年在其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15]一书中系统提出。他首次将“创新”的内涵界定为“建立新的生产函数，实现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新组合，并将其引入生产系统”。熊彼特将创新的表现形式分为新市场、新工艺、新产品、新原料来源和新组织等 5 个方面，强调创新的本质是经济活动，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取超额利润，利润的唯一来源就是创新活动，也就是说利润仅存在于创新及有创新引发的创造性破坏的一系列活动中。而企业家是实现“创造性毁灭”、实施创新的人（熊彼特，1990）[15]。后来一些学者沿着熊彼特的研究思路，将技术进步纳入到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发展成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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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献综述
近年来研究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现有文献聚焦于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区域创新效率及其相关扩展研究也较多，而对二者结合的研究略显不足。不可否认，地方政府债务在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保持经济合理增速、推动城镇化进程等方面作用显著。但是，随着债务规模增大的负效应也逐步凸显，如偿债压力、抬高房价、对私人资本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等，对企业投融资或区域创新产生一定副作用。目前，国内外学者们研究的焦点聚集在以下几个方面：
2.2.1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地方举债的最终目的是发展经济，因此，学术界对地方债务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颇多，总的来说可分为正效应论、负效应论、非线性论、门槛论 4 个派别。一派是“正效应论”，朱文蔚等（2014）[19]、胡奕明,顾祎雯（2016）[20]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二是“负效应论”，龚强等（2011）[21]、刁伟涛（2016）[22]、尹恒（2006）[23]研究发现认为，无论窄口径还是宽口径，债务规模或负债率偏高都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三是“非线性论”。Krugman(1988）[24]、毛捷等（2018）[25],陈诗一,汪莉（2016）[26]研究发现，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国内区域，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表现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U 型关系。四是“门槛论”。陈菁（2018）[27]、齐红倩等（2015）[28]、蔡玉等（2017）[29]、徐文舸（2018）[30]研究发现不论是我国地方政府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地方债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债务的单门槛效应。与以上四种观点不同的是，刘哲希，任嘉杰和陈小亮（2020）[31]研究认为，地方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要区分债务结构，债务偏高对经济不完全是负面效应，只有隐性债务占比也偏高时，才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明显。
国内学者在对地方债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地方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限定性条件，即在一定条件下地方政府债务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债务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因条件而异。无论是“正效应论”、“负效应论”、“非线性论”和“门槛论”，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不能将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过于简单化、绝对化，特别是部分学者针对我国特殊国情，区分债务结构，研究了我国不同类型地方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更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具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意义。
经济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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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成因、沿革、现状及问题............24
3.1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成因.............................24
3.1.1 财政体制存在缺陷........................24
3.1.2 官员升迁及政绩考核机制不合理...........................26
第四章 地方政府债务影响区域创新效率的机理分析 ...........43
4.1 前言 ..............................43
4.2 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 ......................44
4.1.1 金融支持环境 ..........................................45
4.1.2 基础设施条件 ..........................................45
第五章 我国省级区域创新效率的测算及空间演化特征..........56
5.1 前言....................................56
5.2 区域创新效率测度方法比较...................................57
5.2.1 数据包络分析（DEA）.....................................57
5.2.2 随机前沿函数（SFA） ...................................58
第八章 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创新效率影响的门槛效应
8.1 前言
上述两章分析说明，中国各省份地方政府债务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在整体上存在倒 U 型非线性效应，虽然这些结论从整体上验证了第 4 章的机理分析，但其方法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其结论也不够精确。但是，这些结论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向性指南。根据这些基本结论，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可能存在“门槛效应”，即当一个或几个相关变量超过某个临界点后，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创新效率的边际作用系数将突然递增或递减，甚至呈反方向变动。本章采用面板门槛模型来研究地方债对地区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为了确定上述推测的合理性，笔者以“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为搜索关键词，查阅现有文献，发现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发展影响的门槛效应普遍存在，为本文的进一步分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视角。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为了稳增长，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选项，其虽然对于稳增长大有裨益，但其对经济社会效应的负面效应往往具有滞后性，如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爆发有可能产生公共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对当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问题，社会各界存在一定隐忧或关注，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一直在扩张，是否存在一个最优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并在学术界和决策者中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有研究者认为，当前我国政府债务水平很高，的确应该高度重视起来；也有专家认为，我国现行债务水平总体可控。现有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门槛效应的研究，大多聚焦对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联和门槛效应的探讨，也为本文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示，但这些研究往往以经济增速为研究对象，并没有对经济发展质量或区域创新来予以分析，尤其是创新作为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衡量指标。那么，地方政府债务作用于区域创新效率时是否存在“门槛效应”？为了进一步检验这种非线性效应和门槛效应的是否存在，本章以第４章的理论假说为基础，以地方债为门槛变量，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区域创新效率门槛效应进行检验，并对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也进行了验证。以期能为合理管控地方政府债务及其相应地方政府债务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参考，进而发挥适量债务对区域创新效率有利作用，为区域创新效率提高能有一些积极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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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9.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文献研究进展及相关理论基础，尝试通过建立合适的计量模型并以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地方政府债务与区域创新效率二者间关系。本文在概括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创新效率效应研究背景和意义基础上，界定相关概念，然后，简要系统回顾了相关文献，总结地方政府债务影响区域创新效率的理论基础，为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创新效率影响效应的研究夯实基础；从历史角度，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成因、沿革、现状及问题进行厘清；从区域创新环境改善效应、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创新融资挤出效应及偿债压力竞争效应四个方面对地方政府债务影响区域创新效率的途径进行了理论分析；利用创新效率理论和 SFA 方法对我国区域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对其时空演化特征进行了分析；实证部分通过建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分别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创新效率的直接效应、空间效应和门槛效应。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9.1.1 我国区域创新效率较低，东西南北差距明显
从测量结果看，从 2009 年到 2018 年，我国创新效率整体平均水平为 0.3565，水平仍然较低，创新效率在时空上不平衡。高效率省份总体上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高效率省份主要聚集与东部和南部地区，低效率省份大多聚集于中西部地区。
9.1.2 我国地方债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正向”与“负向”效应并存
地方政府债务通过影响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创新环境直接或间接影响区域创新效率。通过理论机理分析,地方政府债务通过区域创新环境改善效应、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创新投融资挤出效应、偿债依赖及压力挤出效应等 4 方面影响区域创新效率。然而,在不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情况下,影响区域创新效率的路径可能存在差异。在债务一定范围内，地方债可以增加基建投资，为“双创”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创新效率增长；但当地方债务超过一定规模时，则会导致高利率挤出创新投资，此外，利息负担对财政支出的竞争等问题，抑制创新效率的提升。政府债务的扩张将直接导致企业融资成本的增加，挤出企业的创新投资，创新投入和积极性呈现下降，促使企业不得不减少人力资本和研发资本投入等，从而抑制了创新效率的提升。当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压力的增大，政府可支配资源总量减少，财政科研支出相应减少，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财政投入下降，区域创新效率受到抑制。因此超出合理范围的地方政府债务，不利于区域创新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