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scale of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business, the risks faced by foreign trade enterprises in the trade balance is also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more exports by way of letter of credit, letters of credit risk prevention incorrect result in economic losses instances of repeatedhave occurred.Therefore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tudy of the letter of credit, to understand the potential risks of its existence, proficiency and flexible use of the letter of credit, to guard against the risk of export settlement have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every enterprise engaged in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This article through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food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ternational trade situation, China's grain trade discord stems from the lack of a price advantage, food prices at home and abroad relationship is not fully integrated, an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ood markets weak contacts, while deeper levels of the reason is that the deviation of the system of supply and excessiv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duce the intervention efforts and policies compatible with the operation of the market rules to ensur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food economy.

Key words： grain trad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目    录

1引言......................................................................1
2我国粮食贸易的特征..................................................4
　　　2.1、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在粮食国际贸易中的进出口地位频繁转换.....6
　　　2.2、我国的粮食贸易在国际市场上是一种“贱卖贵买”的反常行为...........8
　　　2.3、我国的粮食贸易效率低下，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贸易福利呈下降趋势.....9
3我国粮食贸易原因的实证分析.........................................11
　　　3.1、我国政府对粮食贸易的过度干预逆转了粮食进出口的流向..............15
　　　3.2、政策价格的存在影响了国内外粮食价格的整合........................17
　　　3.3、国内外粮食市场的弱质性联系表明我国粮食市场化程度低..............19
4 结论及建议..............................................................20
参考文献..................................................................21
致    谢 .................................................................22
1引言

随着世界金融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和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新业务、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经营者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同时也使行业风险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随着我国进出口业务的迅速增长，信用证业务结算方式在对外贸易中越来越普遍地被采用，银行信用证业务结算业务量不断上升，操作风险事件频发，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国际贸易支付方式中，信用证的使用非常广泛，因为银行信用取代商业信用，安全系数更大了。据统计，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相对比较成熟，早在2005年对外贸易70%以上采用了商业信用的结算方式进行支付，这样的风险极大，而我国对外贸易采用的结算方式虽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大多数出口企业在开发新客户和新市场的时候对采用商业信用支付方式十分谨慎，所以通常是通过跟单信用证来完成的，现在我国约有80%以上的企业采用信用证结算方式（吴然，2002年）[1]。
随着国际贸易业务的不断发展，当事人通常位于两个甚至两个以上不同的国家，货款的收付要涉及到外汇的使用，使用的票据涉及到各国的票据法律和国际惯例的适用问题，交易的环节越来越多，信用证结算方式可能遇到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另外，国际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影响较大的国际公约，以国内法及国际惯例《UCP500》加以规范，最近又新增了《UCP600》，《UCP600》改变了《UCP500》分类不科学，次序排列不足，语言繁杂欠精练等，虽然《UCP600》（共39条）比《UCP500》减少了10条，但却比《UCP500》更加准确、清晰；更加易读易掌握，最主要的区别是取消了可撤销信用证的规定，信用证一律不可撤销，虽然是这样，现在信用证也面对着很多严峻的问题。因此，了解信用证结算的风险，并采取相应的对策防范，有效地防止信用证结算所带来的影响，已成为我国各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粮食贸易公司主要以信用证结算方式出口，但是信用证结算中存在多种风险，总结及规避风险对企业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我国粮食贸易的特征
2.1、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在粮食国际贸易中的进出口地位频繁转换
从图1可以看出，1978至1991年，我国基本上是粮食的净进口国[1]，年净进口规模的波动幅度较小，在1000万吨左右。1992年以后，我国在粮食国际贸易中的进出口地位频繁转换，且净进口或净出口规模的波动幅度放大，波峰与波谷的最大落差达2650万吨。

图1  我国粮食净进口规模（1978-2003年）
数据来源：《我国农村统计年鉴》，1980-2004年；《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0-2004年。
2.2、我国的粮食贸易在国际市场上是一种“贱卖贵买”的反常行为
在图1的基础上补充国际市场价格的波动序列就能探寻我国粮食净进口数量受粮食国际市场价格[2]变动的影响情况（见图2）。图2中的点折线是国际市场粮食价格环比指数的时间序列，它与粮食净进口数量之间蕴藏着一种趋势：在国际市场粮食价格趋于上涨时，我国更多地处于净进口国地位，且净进口数量明显增加；而在国际市场粮食价格趋于下跌时，我国虽然并非一定处于净出口国的地位，但净进口的规模基本上是递减的。因此，我国的粮食贸易在国际市场上是一种违反市场信号的逆向行为，即“贱卖贵买”。

图2  我国粮食净进口规模与国际市场价格（1979-2003年）
数据来源：《我国农村统计年鉴》，1980-2004年；《国际统计年鉴》，1995-2004年；《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0-2004年。
2.3、我国的粮食贸易效率低下，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贸易福利呈下降趋势
粮食贸易作为一种市场交易行为，也存在着效率水平的高低。从粮食进出口的总量上看，我国粮食进出口经营行为并不取决于国际市场价格水平，这意味着根据价格信号配置资源的市场效率在我国粮食贸易中并不存在。如果结合具体的粮食交易品种来分析，粮食贸易的低效将会更加明显（见图3）。以横坐标表示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各粮食品种的相对价格水平[3]，纵坐标表示粮食品种的净出口数量，坐标平面中就能形成各年度贸易数量和相对价格水平之间的对应关系，囿于篇幅，形成以下坐标图的数据没有罗列，仅给出散点分布图。
 
 
图3  我国各粮食品种的贸易效率（1980-2003年）
数据来源：《我国农村统计年鉴》，1980-2004年；《国际统计年鉴》，1995-2004年；《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0-2004年。
图3显示了在1980-2003年间我国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这四个粮食品种的贸易量与国际市场价格的关系。每个坐标平面中的第Ⅰ和第Ⅲ象限为高效率区间，表示在相对价格水平较高（或较低）的年份净出口（或净进口）；第Ⅱ和第Ⅳ象限为低效率区间，表示在相对价格水平较高（或较低）的年份净进口（或净出口）；图中的坐标轴为中性区间。通过统计不同区间的散点分布比例可以对贸易效率水平加以度量，公式为：

经过计算，我国粮食贸易的平均效率指标值为44.8%（见表1），其中大米落入低效率区间的散点最多，其次是大豆和玉米，小麦的贸易效率水平相对较高，但效率指标也仅为62.5%。
表1  主要粮食品种贸易效率水平的比较
品种 高效率年份数 低效率年份数 效率指标值（%）
大米 6 18 25
小麦 15 9 62.5
玉米 13 11 54.2
大豆 9 15 37.5
合计 43 53 44.8
如果将“贱买贵卖”定义为贸易福利的获得，“贱卖贵买”定义为贸易福利的损失，通过对效率区间各散点代表的贸易规模进行比较，我们可以测算出我国粮食贸易的“相对盈亏额”，用字母表示，计算公式为：

其中，分别代表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这四个粮食品种。鉴于1993年是我国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力度很大的一年，原有的严格计划经济模式有了较大的松动，我们以1993年为界来考察我国粮食贸易效率在不同时段的情况。计算结果显示，虽然我国粮食贸易福利总体水平为正，但1994年以来，我国粮食贸易的相对盈亏额已由盈余变成亏损（见表2）。
             表2  我国主要粮食品种贸易的相对盈亏额        单位：亿元
时段 大米 小麦 玉米 大豆 合计
1980-1993年 -19.01 178.79 -8.34 -12.21 139.23
1994-2003年 6.27 -74.33 11.35 -28.40 -85.11
1980-2003年 -12.74 104.46 3.01 -40.61 54.12

3我国粮食贸易原因的实证分析
3.1、我国政府对粮食贸易的过度干预逆转了粮食进出口的流向
在自由贸易框架下，贸易效率源于出口的比较优势和进口的比较劣势。人多地少的尖锐矛盾决定了我国在粮食生产领域不可能拥有比较优势，我国也不应该成为粮食的出口大国。但我国政府历来强调粮食的自给自足，追求过高的产量以保证粮食安全。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供给增加会降低价格，势必影响农民的收入和物价的稳定，这却是我国政府不希望看到的。
在土地资源稀缺、对粮食生产投入不足的条件下，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极高，我国政府选择了价格支持手段来防止粮食资源的流失，大量的补贴实际上是进一步提高了粮食经营的成本。比较1980年以来我国粮食市场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不难发现，除大米外，其它三个品种的国内市场价格均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这说明我国的粮食在国际市场上不具备价格优势（见表3）。但保护措施扶持起来的粮食生产规模已经膨胀到相对过剩的地步，耕地资源稀缺的我国只能通过出口“土地密集型”产品来稳定国内粮食市场。所以，矛盾的政策取向是影响我国粮食贸易效率的重要因素。
    表3  我国粮食市场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的比较
年份 大米（元/吨） 小麦（元/吨） 玉米（元/吨） 大豆（元/吨）
 国内价 国际价 国内价 国际价 国内价 国际价 国内价 国际价
1980 595 524 528 300 329 207 588 482
1981 608 679 519 334 312 245 666 625
1982 633 689 516 356 331 228 723 536
1983 634 600 493 334 333 296 740 507
1984 613 553 457 362 330 347 756 658
1985 514 659 428 435 327 362 762 685
1986 629 685 501 421 392 333 852 740
1987 729 713 546 384 444 346 932 809
1988 871 962 629 399 471 438 1025 952
1989 1243 1112 893 588 643 462 1396 1093
1990 1171 1220 846 741 626 575 1335 1162
1991 1043 1171 772 565 546 627 1256 1259
1992 929 1265 734 705 548 631 1476 1334
1993 1057 1234 749 674 644 716 1842 1588
1994 1629 2133 1050 1018 910 986 2120 2310
1995 2457 2403 1530 1315 1390 1461 2415 2190
1996 2443 2507 1650 1580 1389 1253 2920 2644
1997 2071 2329 1430 1469 1100 1061 3090 2959
1998 1714 2048 1300 1242 1170 927 2820 2065
1999 1472 1821 1235 1101 1031 861 2200 1540
2000
2001
2002
2003 1402
1465
1411
1524 1614
1460
1620
1653 1142
1123
1078
1153 977
1067
1241
1231 908
1082
981
1076 811
737
816
866 2100
1916
1054
2450 1738
1487
1657
1986
平均价 1202.38 1318.95 887.59 784.99 721.37 649.69 1559.75 1375.24
数据来源：《国际统计年鉴》，1995-2004年；《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0-2004年；《我国农业发展报告》，1998-2004年。
3.2、政策价格的存在影响了国内外粮食价格的整合
价格与产量的周期性波动是粮食市场的固有特征，对于人多地少的国家而言，这种特征更为明显。如果国内外的市场价格呈现整合关系，则国内市场能够借助于国际供求机制缓和价格的波动幅度。因此，考察我国的价格体系与国际市场价格的关系对于理解粮食贸易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市场价格的整合程度可以定义为一国产品的国内价格与该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之间联系的程度。研究价格整合的方法通常是观察国内外价格变动并对其进行简单的回归。考虑到国内外粮食价格的时间序列是非稳定的，在此借用Hendry，Pagan和Sargan（1984）提出的动态共聚和修订模型：

其中：是市场在时间和时间的价格差； 是国际市场在时间和时间的价格差，为待估参数；是随机扰动项。表示上一期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差额能在多大程度上由下一期的价格消化，表示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动程度多大程度上可以转移到本期的国内市场价格，和越接近于1，则说明国内市场对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做出的调整速度越快，即国内外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稳定的、内在的联系，即使这种长期均衡关系在短时间内被破坏，但最终还是能够恢复到原来的均衡状态的。
由于我国粮食的市场化程度不高，政策价格（定购价格或收购价格、保护价格等）与市场价格同时存在，应分别考察政策价格、市场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之间的整合关系（见表4）。
表4  我国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的整合程度（1980-2003年）
品种 价格类型 常数项    
大米 市场价格 -66.917
（1.565） 0.673
（3.116） 0.861
（5.740） 0.675 19.752
 政策价格 -112.567
（3.808） 0.453
（6.040） 0.347
（4.957） 0.803 38.759
小麦 市场价格 85.034
（2.477） 0.627
（2.703） 0.934
（6.818） 0.711 23.326
 政策价格 11.916
（1.129） 0.499
（5.802） 0.403
（5.757） 0.812 40.919
玉米 市场价格 41.841
（2.184） 0.640
（3.596） 0.690
（5.798） 0.775 32.689
 政策价格 -8.239
（0.556） 0.434
（6.028） 0.079
（0.798） 0.676 19.791
大豆 市场价格 160.254
（4.868） 0.652
（5.344） 0.506
（6.487） 0.797 37.239
 政策价格 46.768
（1.825） 0.151
（2.221） 0.293
（4.014） 0.528 10.630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检验值，在95%可信度下，自由度为22的检验临界值为1.717
从回归方程中的和参数估计值以及检验值来看，我国主要粮食品种的政策价格与国际市场上相应品种的价格整合程度并不是很高，参数值均小于0.5，说明政策价格对国际市场价格的反应较为迟钝。而市场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的整合程度则要显著的多，和参数估计值均大于0.5，在95%的可信度条件下都是显著的，说明我国粮食的市场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存在着长期稳定的联系，具有整合关系。
随着我国与国际接轨的进程加快，国内外粮食市场价格的联系逐渐转向经济规律的调节，表现出市场价格间的长期整合，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对于我国更好地利用国内外市场资源发展粮食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我国粮食市场化程度还不高，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无可厚非。但政策价格与国际价格的低整合程度说明我国政府的政策取向不是市场导向的，而是根据政府的意愿来选择相关政策，这势必会降低政府对粮食市场的调控能力，并造成粮食贸易的低效率。
3.3、国内外粮食市场的弱质性联系表明我国粮食市场化程度低
市场联系指数（Index of Market Connection，简称IMC）是用来衡量不同商品之间或者是同一种商品的不同地方市场与参考市场之间联系程度大小的指标。计算该指标的模型是由Timmer于1984年在Ravallion模型的基础上改进得出，模型对某个市场与参考市场之间的关系表达如下：

其中是政策、运输和其它相关的变量，由于这些数据的取得比较困难，而时间变量在该模型中是不显著的，所以在实际的计算中，将模型进行了简化，如下所示：

根据上式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计算出，，即市场联系指数等于国内市场上期价格系数与国际市场上期价格系数的比率，数值越大说明市场间的联系程度越小，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处于完全分割状态，反之数值越小说明市场间的联系程度越大，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处于整合或一体化状态。
通过对我国不同粮食市场与国际粮食市场间的联系指数进行测算（见表5），可以发现，我国粮食政策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程度小于自由市场，前者的市场联系指数都大于1，而后者的联系指数在0.1-0.6之间，更接近于0。从品种上看，我国大米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程度最大，市场联系指数为0.118，小麦次之，市场联系指数为0.331，最后为大豆和玉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大米和小麦是我国粮食消费的主要品种，其进出口在我国的粮食贸易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大豆的贸易量小，与国际市场联系程度自然就低一些。虽然玉米的贸易量不小，但我国政府直接介入玉米贸易在所有粮食品种中是最多的，故国内价格变动要受到制度因素的干扰，受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程度自然就更低了，从而表现出弱质性。
一般情况下，国内外市场联系越紧密，越容易从国外“输入”效率。我国与国际市场接轨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贸易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其前提条件是国内粮食的市场化。由于我国政府仍控制着相当一部分的粮源，国内粮食实际上是一个双层流通市场。双层流通市场中的政策市场本身就不是一个高效率的市场，此外，它还会通过政策信号改变自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向，进一步降低效率。可见，我国粮食贸易的根源在于过多的制度干预。

表5  我国不同粮食市场与国际粮食市场间的联系指数（1980-2003年）
市场类型 品种       
政策市场 大米 0.525
（5.769） 0.334
（4.338） 0.461
（5.835） -103.114
（2.820） 0.9868 449.814 1.139
 小麦 0.523
（5.685） 0.420
（5.600） 0.498
（5.724） -1.756
（0.083） 0.9880 492.574 1.050
 玉米 0.582
（7.275） 0.097
（0.907） 0.441
（5.880） -20.475
（0.734） 0.9717 206.016 1.321
 大豆 0.984
（12.456） 0.355
（5.221） 0.110
（1.774） -48.689
（1.136） 0.9834 355.912 8.969
自由市场 大米 0.093
（0.406） 0.807
（5.764） 0.790
（3.816） 51.946
（0.751） 0.9467 106.531 0.118
 小麦 0.230
（0.947） 0.917
（6.895） 0.695
（3.048） 155.026
（2.753） 0.9583 137.924 0.331
 玉米 0.373
（1.963） 0.699
（5.419） 0.639
（3.492） 34.410
（0.919） 0.9619 151.627 0.584
 大豆 0.280
（2.617） 0.555
（8.043） 0.801
（6.846） 69.792
（1.624） 0.9882 506.342 0.350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检验值，在95%可信度下，自由度为22的检验临界值为1.717

4 结论及建议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肯尼迪·阿罗在研究政府行为与市场关系时，指出政府干预市场的结果只能是资源的低效配置，经济的发展程度与政府的干预力度呈反比，并且由于政策失灵带来的社会和经济负面效应往往比市场失灵更为严重。这一说法虽然过于偏激，但政府不恰当干预产生的危害的确应给予高度的关注。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政府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完成强制性制度变迁，其效率劣于诱致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实际上就是要求政策和市场的耦合：当政策与市场能够兼容时，政策体现出它的积极效应，市场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而当政策与市场难以兼容时，对峙的政策和市场双方则表现出失灵效应。
　　由于我国粮食市场发育不完善，市场调节能力弱，政府用政策干预弥补市场失灵在所难免。而正是这些不太恰当的政策干预或者说是制度供给导致了我国粮食国际贸易的。不恰当的制度供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供给的偏差，如建立在财政乏力基础上的粮食流通保护政策因不符合我国市场的实际情况，结果只能导致政策实施的困难；二是制度供给的过度，如三级粮食储备体系的建设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劳民伤财。因此，改善粮食国际贸易效率要更好地耦合粮食政策和市场，即制定的粮食政策必须与市场运行规则相兼容。一方面，政府制定粮食调节政策时应把握住粮食市场的运行规律，运用政策去弥补国内粮食市场机制的不足，以便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而不是去替代市场；另一方面，在我国已加入WTO的背景下，政府应加快粮食市场化的进程，减少干预力度，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资源来发展本国的粮食经济。
参 考 文 献
1、Johnson D Gale，China’s Grain Trade：Some Policy Considerations[D]，Offic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Research，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Paper NO.99-05，May 31，1999
2、Monke、Eric、Todd Petzel，Market Integration：An Application to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otton[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84，66：481-487
3、Ravallion、Matin，Testing Market Integration[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86，68：102-109
4、Tian Weiming，Price Linkage in the Chinese Grain Market[D]，Paper presented at the 10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hinese Economic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the University of Sydney，Orange，Australia，July 1998
5、Zhou Z Y、Wan G H 、Chen L B，Integration of Rice Markets：the Case of Northern China[J]，As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7，Vol.2：158-176
6、刘世锦，经济体制效率分析导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7、卢峰，我国棉花国际贸易“贱卖贵买”现象研究[J]，经济研究，2002年第2期：3-9
8、孙杭生、孙亚婷，“入世”对我国粮食生产影响实证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1年第10期：14-16
9、宋华盛、张旭昆，用多层市场模型分析当前粮食购销体制[J]，我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2期：62-67
10、黄季焜，价格差异——我国主要农产品价格国际比较[J]，国际贸易，2000年第10期：20-24
11、武拉平，国内外粮食市场关系研究[J]，我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6期：24-32